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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抄表工”镜头里的合肥

  摄影师刘涛的10年,忠实记录了城市一点一滴的变迁。

  刘涛是合肥人。旁人轻而易举就能判断出来——当记者用普通话和他说话时,他也用普通话作答,不过只能维持两三分钟,有效期一过,他便切换回合肥话模式,顺畅到本人都未察觉。合肥已经生长在他身体里。

  刘涛手绘过一张图,是他的合肥街拍路线:从乐普生商场,经含山路、义仓巷……六安路、城隍庙,返回六安路,再到三孝口。全程近20公里。以前的合肥城很小,从小东门到三孝口,他拍照的区域,几乎覆盖了老合肥城的核心。刘涛每天下午2点出门,一直到晚上10点回家。

  合肥成为明星城市被人津津乐道,是这两年才有的事。2020年,合肥经济总量过万亿元,跻身“新一线城市”,由于在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上的异军突起,不少人开始说合肥是“赌城”,比较有名的故事是:中国最牛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是合肥市政府——2007年,合肥拿出全市1/3的财政收入“赌”面板,投了京东方,最后赚了100多亿元;2011年,合肥又拿出100多亿元“赌”半导体,投了长鑫/兆易创新,赢了,上市估计浮赢超过1000亿元;2019年,又拿出100亿元“赌”新能源,投蔚来,结果大众汽车新能源板块落地合肥。

  刘涛的照片里,看不到这些。他拍从小区黑色闸门鱼贯而出的房产中介,深夜时分脱掉上衣走过斑马线的少年,被一块悬挂的肉遮住脸的肉店老板,总拿着放大镜看《合肥晚报》的便利店店主,甚至跟同一只野生狐狸打过几次照面……不过神奇的是,很多出走合肥的游子喜欢看刘涛的照片,能慰藉他们的思乡之情;合肥以外的人也喜欢看,说照片里的城市太野了,和大县城一个样。

  记者到合肥,找到刘涛,跟他“扫街”到凌晨,重新看一遍合肥。

  省会像个小县城

  和刘涛的合肥街头摄影作品一样有名的,是他的抄表工身份。

  刘涛1982年出生。他记忆里,小时候坐三四站公交车,就到了城市的尽头。整个合肥只有一座百货大楼,商品价格不菲,但大楼本身并不高高在上。夏天,刘涛和小伙伴经常赤裸上身,穿着短裤跑到百货大楼里捉迷藏。玩累了,下午抱着竹席到桥上乘凉,一家一张,大人一边给孩子打扇,一边聊天。

  刘涛在合肥念到中专,入伍当兵。服役地是上海,在提篮桥监狱当职。退伍后,分配工作,第一个岗位是电工,每天被大客车拉着去郊区巢湖的水源口,晚上跟班长大眼瞪小眼,检查电路,取点水样化验一下水质,第二天早上再被大客车拉回城里,跟在监狱站岗的生活也差不多。

  他自小喜欢画画,也懂些电脑设计,想搏一搏,曾帮厂里画了七八十张宣传画,想着能不能以此换个坐办公室的岗位,最后发现国企里不需要一个画画的,4年后他终于被调回了城里,这次是变成了一个抄表工。

  抄表简单。他骑着摩托车,到各个单位楼顶,用铁棍把井盖钩开,拿水一泼,冲掉仪器表盘上厚厚的灰尘,读数,记录。有时候他在街边弯着腰抄表,小孩跑来看热闹,过会儿家长就把孩子抱走了,“你要是不好好上学,以后就干这个。”

  其实,这种生活于刘涛而言,已经来之不易。家里托关系把他送到了自来水厂,工作稳定,每年收入5万元上下,每个月还有住房公积金补贴。父母都是买断工龄的国企下岗职工,自己又是个随大溜的城里小孩。在当时的合肥,这样的选择顺理成章。

  那是2000年的合肥,地区生产总值325亿元,在全国所有城市排名中,在80名开外。新中国成立时,安徽的城市中,芜湖人口25万,安庆人口12万,蚌埠人口10万,而合肥只有7万。作为省会城市,与地扼京沪干线的珠城蚌埠、占位长江黄金水道的江城芜湖相比,合肥一度被称为“孤岛”。

  大约从2000年开始,合肥开始大搞建设,大搞拆违,大搞招商。街头巷尾都在议论:“合肥迟早完蛋,地产兴市能有什么出息,一辈子小县城的命!”

 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一次合肥决策很正确。违建拆除、道路拓宽、高架桥搭起之后,合肥的钱虽然花掉了,但经脉也被打通了。再加上极具吸引力的招商引资政策,吸引来了海尔、美的、格力、TCL、三洋等十几家企业落户,本地的家电企业美菱、荣事达、小天鹅的产品也都能销售出去。从此开始有了“北青岛、中合肥、南顺德”的说法,合肥成为全国三大家电制造业基地之一。

  大城市的样子

  从2010年起,刘涛开始上街拍照。除了城市面貌,合肥人的生活也开始变了。

  比如,刘涛家里在各种家电厂上班的亲戚越来越多,电视机也越来越便宜,早几年3000多元只能买30英寸彩电,那时候能买到75英寸的了。2006年,因为受限于屏幕的技术和产能,合肥家电行业发展滞缓。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显示屏都来自京东方。为了让京东方项目落地,合肥拿出了最大的诚意,承诺以财政兜底为项目筹集资金90亿元,相当于合肥2008年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。

  这样的投融资经验被总结为“合肥模式”,从京东方项目开始,这之后的10年,合肥俨然成了中国的“硅谷”。以京东方为龙头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,以晶合、长鑫、通富微电、联发科技等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,以晶澳、通威、阳光电源等为龙头的光伏新能源产业集群,以安科生物、美亚光电、丰乐种业等为龙头的生物产业集群,以欣奕华、巨一自动化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产业集群……这些产业集群全都落户到了曾经一穷二白的合肥。

  合肥飞速发展,刘涛都看在眼里,并用镜头记录下来。老的住宅楼拆了,建商场;老合肥站搬了;万达广场之前是木材加工厂和美菱冰箱厂;再过了万达广场,原先都是农田,现在老合肥人都到二环外买房了,那里都是高楼。不过有几年,正在修建的合肥地铁停了,还一度传出“公务员发不出工资”的消息。起初,刘涛常在当地论坛上发照片,合肥被各路舆论嘲讽得体无完肤。

  合肥有家老牌面包店,叫巴黎甜甜,开得遍地都是;后来刘涛去到上海才发现,这名字是假冒的,正主叫巴黎贝甜。2014年,他刚出名,接受媒体采访时说:“我们这儿书店少、咖啡馆少,饭店和打牌的地方多。我去北京看见街头那么多报刊亭,真是羡慕死了。”当初,刘涛在合肥想买本设计杂志,老板说他也想进,但这个杂志只在一线城市卖。不过现在,单说刘涛常走的一条小巷子里,就开了很多咖啡店。

  后来,合肥房价上涨。那些房产中介晚上8点多门店还灯火通明,中介们坐在电脑后面,噼里啪啦敲键盘。街上他拍下一张照片,一排人,男的女的都有,穿着黑西服,估计是刚参加完公司年会出来,有个人背着手,一个大奖杯在后面竖着,亮闪闪的。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谈论房价。

  城市把人落下了

  合肥在变,刘涛也在变。2014年10月,一家媒体的官方微博推荐了他的作品,24小时内,转发数突破4万。“野生街头摄影大师”等称赞如潮水般涌来。

  刘涛被突然的走红搞蒙了。他经历了几个月的媒体电话轰炸,办公室和常去的小吃店挤满记者,安徽当地的电视、广播、报纸轮番上门,为了接待中央电视台拍摄,他工作的自来水公司甚至拉起欢迎横幅。

  之后,他依旧在合肥街头拍照,依旧守着自己的稳定工作。不过环境不一样了。有人说他大起后大落——要不是在单位里被挤对,没跟领导处好关系,怎么会在上了电视之后,还是个抄表工呢?

  刘涛走红后,出版了影集《走来走去》,到世界各地开影展。再回到合肥,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,跟原来的朋友聊不来了。他之前在单位是篮球队的,平时拍照也是穿汗衫和篮球鞋,10年没变过,穿皮鞋不会走路,衬衫出汗后盐块结在衣服上,不舒服。后来,篮球队的朋友升职做了主任,每次聊天总问他拍照能挣多少钱。

  回到单位,刘涛发现之前放在桌上、登载有自己照片的全英文《中国日报》被同事卖给了收废品的,刘涛忍着气说上面有自己的照片,同事反问:有照片怎么了?还有同事翻了翻,发现是英语报纸,拿回家让小孩练习英语阅读。

  成名后,刘涛受重视,本地策展人给他做过一次展览。开幕那天,刘涛坐在台上,两边都是不认识的人,又是策展人,又是艺术家,被主持人邀请,轮流谈一下感受,到刘涛时跳过去了。大家从下午4点多谈到7点多,继而蜂拥着去吃饭,刘涛连说欢迎的机会都没有。

  他回忆起在上海的展览,感觉很被尊重。展出了3位艺术家作品,另外两位分别来自美国和法国。主持人逐一介绍后,台上台下自由对话。他出去总能遇到聊得来的人。回来也常和完成学业回乡的合肥年轻人聊天,大家都抱怨,这地方待不下去了啊。

  在合肥,不加微信就不能聊天。有一段时间,他被频繁拉去各类饭局。人们最热衷加微信。有人向刘涛索要他拍的照片;有同学得知他还在抄水表,就不再联系了;还有同学找到他,拉他合伙开摄影培训班……

  2020年11月,刘涛所在的部门整体撤销,他和一百多个同事一起被分配到新的岗位,新岗位下班晚,他和扫街拍照的状态渐行渐远。上了一周的班,刘涛就觉得不行了。他到人事部门辞职,领导“提点”他,媒体主要看中他抄表工的身份,照片拍得怎么样是其次,反复问他:是不是想好了?

  “合肥人还是乐图安稳。”刘涛这样说。城市的发展太快,有点把人落下了。

  快车道的每个人

  原先住得很近的亲朋,被城市的迅速膨胀分散,中间隔着遥远的距离、曲折的交通和层层叠叠的门禁。刘涛渐渐觉出些城市折叠的意味。合肥人口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80万人,变成今天的近1000万人。

  合肥像个大工地,年轻的打工者机会遍地。商场搬货、盖楼、修地铁的,都是外地来的人。他们住在离市中心商场不远的地方,早上4点起来等活,刘涛见过那场面,拎早餐的白色塑料袋,和烟头冒出的白色烟雾,弥漫开来,似云似雾。刘涛几次举起相机,人们一下子围过来,以为他是来招工的。

  旁人看不到的地方,刘涛也看见了。晚上11点,公园和路边的公共卫生间里,有人打算席地而眠;凌晨,医院门口有人还在忙,一遍遍问着路人要不要住宿,刘涛若想拍照,一定会被误会成曝光他们的人;凌晨1点,在大学周边的十字路口摆摊的小贩,卖水果和小吃,用合肥话录音,用喇叭重复喊着:“红心火龙果,好甜好甜。”凌晨2点,临街的酒吧灯红酒绿,有销售人员在门口转悠,打电话叫朋友过来……

  中学和商场隔一条马路,每天晚上9点,中学生下晚自习,打工者寻找夜生活,他们在斑马线上交错,年纪相仿,又截然不同;花园的拐角有一片草坪,每天晚上10点,悠闲的养狗人撒开绳子,让宠物撒欢,自己找朋友,在饭店打工的服务员刚下班,穿着工作服,骑着电动车从旁边经过。

  采访的那天晚上,记者和他坐在便利店门口喝啤酒,刘涛被两个年轻人认出来了,有一个在当地开了家酒店,另一个是用合肥话说唱的音乐人。他们感慨,合肥已经变得不认识了。刘涛很兴奋,带他们去看酒吧,去看深夜市集,去看凌晨的打工者聚集地。他们聊得天南地北,直到天亮。

  在刘涛这儿,合肥并非“霸都”,也不是“赌城”,更无关“风投”,而是一个个人,在城市发展驶入快车道后,跌跌撞撞、起起伏伏。(记者 巩持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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